伟人在古田苏家坡的“洞前对”

东南网龙岩12月9日讯（通讯员 洪武子 李杭英 黄思琪 文/图）从1929年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古田苏家坡的“洞前对”，再到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前者对话“什么是领导”，形象阐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后者对话“如何改变历史周期率”，深刻阐明了人民监督、人民民主的意义。这两次对话，共同体现了这个政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变的人民立场、人民初心。

两个革命圣地两个“坡”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两个革命圣地很出名，一个是召开古田会议、点燃革命星火的闽西古田，一个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在农村的最后一站西柏坡。很巧的是，古田也有一个以“坡”为名的红色小山村——苏家坡，古田会议前这里不仅是闽西特委所在地，还是伟人毛泽东在闽西疗养、办学的一个据点。这两个以“坡”命名的革命之地，承载着伟人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一段永恒的记忆，从1929年福建上杭县古田的苏家坡，再到1949年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中国革命如同伟人毛泽东在古田写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绕了大半个中国，从东南到了西北，再从西北进入北京，实现了星火燎原。

那一年毛委员来到苏家坡 

古田镇的苏家坡村群山环抱，几十座农舍错落山间，一弯清澈的溪水潺潺流远。村子中央那座土木结构的客家建筑尤为起眼，那就是“树槐堂”。树槐堂建于明末，相传是参加过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苏家坡人雷迸坤回家隐居时所建。

1929年7月中共闽西“一大”后，至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闽西特委就设在“树槐堂”。1929年10月，毛泽东化名为杨先生（杨子任）随同特委机关来到苏家坡，居住在树槐堂。当时身患疟疾的他一边养病，一边代表红四军前委指导闽西特委工作，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40多天。

苏家坡曾流传着这样一段歌谣，“苏家坡穷山窝，地瘦人穷石头多；三餐稀粥地瓜饭，出门三步就爬坡。难见骑马扛过桥，世代无个读书哥”。毛泽东了解到苏家坡人民世世代代都是文盲，且没有钱请老师后，便谋划起创办学校，让孩子们上学读书。他将此想法与特委书记邓子恢交谈后，决定将“树槐堂”的后厅作为课堂，招收农民子女入学。很快，“苏家坡平民小学”就办起来了。小学创办后，毛泽东还特地为孩子们上了生动形象的第一堂课，并发给孩子们每人一支“公鸡牌”铅笔，鼓励他们为革命努力学好文化知识。

毛泽东切合当地实际，经常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与当地百姓拉家常，关心群众生活，了解群众困难。召开各种调查会、座谈会，切实解决群众的“心头事”。

有一天清晨，毛泽东经过老贫农雷选如家，和他攀谈了起来。毛泽东问，“老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还有哪些做得不够？”雷选如起初还有些许顾虑，不敢轻易开口，经过毛泽东的开导，还是敞开心扉，说道：“我们这人多田少，收到稻谷只够半年，一些粮食贩子在收获季节，趁谷价便宜就大量囤积。等到来年青黄不接时，高价卖出让我们吃贵米。而大部分人家没钱买米，就将还未成熟的即将收成的稻子贱价卖给他们，我们叫做‘卖青苗’。年年如此，家家一般，穷人都饿肚皮。要是苏维埃政府能管管这事，定个章程来就好了”。毛泽东回去后便与特委同志分析情况，提出解决办法，在各区成立粮食调剂局，平抑粮价，安定民心，解决贫困农民的吃饭问题。

时间久了，毛泽东帮助苏家坡人民解决的一件件事，老百姓都记在心里，他们也深切的感受到特委、苏维埃干部心里装着老百姓，能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如此一来，相互的情义也越来越深厚。

圳背岩洞前的历史对话

在苏家坡期间，毛泽东经常到“树槐堂”右侧小山上的圳背岩洞思考问题。这是一个天然岩洞。洞口四周被野草、树木所掩盖，只通了一条羊肠小道，洞口有一块厅堂宽的空地，毛泽东很喜欢这里，经常到这里学习、休息。

       有一天傍晚，毛泽东和邓子恢来到曲径通幽的圳背岩洞前散步。毛泽东问邓子恢，“你认为领导者的任务是什么？”邓子恢一时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耐心地说：“依我看，领导者不应有什么特殊性，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当群众的‘传达员’”。接着说道：“当好传达员也不容易，必须把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地反映到党和政权机关里去，然后加以总结、分析，作出相应的决定，并将决定传达到群众中贯彻执行。”

毛泽东这几句话言简意赅，邓子恢听了不禁点头称好。虽然是几句很简单的话，但是邓子恢深刻明白这几句话的份量。这里面体现的正是后来我党始逐渐形成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中共闽西特委会议上，邓子恢特意把这次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传达给大家，要求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按照这一思想努力实践自己的使命。特委将这一精神以《特委通告第十四号》的文件形式迅速下发到闽西各县党政部门，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应有很好分工，各明责任，各级应尽量裁汰冗员，节省开支，办事要敏速，防止官僚习气之发展”，要求“各级政府工作应针对群众要求，为群众解除痛苦”，进一步养成群众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这种工作作风体现了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此后，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中，比较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专门用了“红军与群众”一节的篇幅，论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并且强调，“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

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胜利召开。会上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等多项决议案。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并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且“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这是毛泽东在深入群众的基础上对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观点做出的科学总结，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完备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如果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是人民监督、人民民主的开篇之作的话，那么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古田苏家坡的“洞前对”，可以说是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开端了。斗转星移，如今90年过去了，但是我们仍能在苏家坡“主席洞”（当地人以毛主席命名了圳背岩洞），找回共产党人的“初心”。无论是苏家坡“洞前对”，还是《古田会议决议》，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兴。只有矢志不渝地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才能赢得了广大群众真诚爱戴和衷心拥护，才能共同构筑中国革命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