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金融体系建设的“闽西实践”

上杭蛟洋农民银行旧址（义合祠）（资料图片）

经济封锁带来巨大困难

中央苏区的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国民党在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还采取了设置哨卡、修筑碉堡、没收物资直到处以重刑等强制性的经济封锁措施。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切断了当时闽西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带来的后果日益严峻，给当时闽西经济制造了严重的困难。

由于当时各县所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种类相同，无法在区域内得到消化，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在市场的需求，但这些商品又无法供给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所需。据相关史料记载，闽西出产以“纸烟为大宗”，其次是茶、杉木、竹木等，闽西群众就是用这些土特产品与外界交换食盐、煤油、布料以及日用工业品。

这种情况之下，经济封锁对闽西苏区军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国民党在军事围剿的期间，还进行了很残酷很严密的经济封锁，商品的流通渠道都被堵住，造成了像盐、生活必需品、军事上用的东西等白区商品进不来，苏区的商品也因为封锁出不去，这个也让闽西苏区陷入困境。”原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馆长林焕珍介绍，物资的匮乏不仅给军民的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甚至还直接影响革命战争。因为缺盐，苏区军民只好用香干、萝卜水、辣椒干等代替食盐煮菜。长期缺盐导致苏区许多群众身体浮肿，患上各种疾病，部分红军战士因为盐分摄入不足，体质下降明显，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

必需商品缺乏，自产商品又过剩，闽西苏区很快在物资供求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剪刀差”问题。据才溪乡调查数据，谷每担暴动前（1929年前）价格为10元，暴动后，只有2.5元一担，是原来的1/4，而与此同时，工业品的价格却节节爬高，布从每匹1元涨到1.5元至2元，盐每斤涨了7倍，煤油从原来1元能买7斤多到每元只能买1斤5两。当时出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的情况。

闽西工农银行旧址 曾宪华 摄

多形式商贸实践寻突破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闽西苏区政府开始通过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私营商业的三种形式进行商品流通来发展经济。”林焕珍告诉记者，虽然经济封锁，但事实上，苏区和邻近的地区已经形成了物资相互依赖、相互供给的状态，白区的一些地方其实也出现了物资短缺，也急需要换取农副产品和手工商品。

“当时，私营商业和农村圩场成为了闽西苏区商品流通的主要形式。闽西苏区重视对商人的宣传，打倒控制圩场的封建把头。圩场多，商品品种多，自由交换也繁荣了市场。”林焕珍介绍，各区、乡在当时都已经有了圩场，仅长汀四都就有四个圩场，每圩的贸易额从数百元发展到数千元以上，赶圩的人数少则四五百，多则千人以上。恢复、建立圩场后，闽西苏区又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和办法，改造而成的“红色圩场”成为各县主要商品的集散地和中转地，为苏区军需民用提供了重要保障。

针对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还帮助和奖励群众创办合作社商业。当时出现了各种合作社商业组织，如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主要是抵抗商人、富农因资本多而形成的批发剥削。有了合作社，群众可以更便宜地买到商品，又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他们的生产品。据《闽西中央苏区图志》中记载，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消费合作社千方百计地向苏区输送食盐、布匹、洋油等必需品，粮食合作社调剂粮食盈亏、控制粮价、保证军需民用。因为苏区市场的需求和优惠政策，白区商人在与苏区的商品交易中获取了较好的利润，为此，商人们也积极寻找商业渠道，开辟了各类通商途径，将大量的食盐、布匹和药材等运往苏区。

此外，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差，闽西特委于1929年9月发出通告，分析了“剪刀差”的危害性，确定了调剂的政策，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专门制订了《商人条例》，颁布了“允许商人自由贸易”“各地船只、货物往来，政府一律予以保护”等措施；在解决谷贱伤农的问题上，1930年7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全苏区第一个公营商业企业——闽西粮食调剂局，在打击奸商、平抑粮价、调节市场、接济军粮和改善工农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记载，到1933年11月27日，中央苏区方面代表张云逸、方方与福建人民政府善后处代表陈小航在长汀进行谈判，双方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停止军事行动，确定了边界，恢复了交通贸易关系。随后，从福建往中央苏区运进了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带来的不利影响。

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股票（资料图片）

尝试创建苏区金融体系

“闽西苏区的金融市场开始还很乱，有国民政府四大银行的纸币，还有军阀发行的‘民兴’钞、资本家发行的‘闽西农民’钞。闽西苏区政权建立以后，经济也越来越繁荣，后来为了巩固政权，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林焕珍介绍，早在1927年，傅柏翠就领导上杭蛟洋农民创办了农民银行，但是因为闽西革命力量尚未壮大，蛟洋银行没有得到有力支持，只存在了几个月。

据记载，1929年9月，中共闽西特委发出了第七号通告，要求各区着手发动群众“召集私人股金创办信用合作社”“以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所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此后，闽西各区、乡开始筹办信用合作社。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又要求“普遍发展信用合作社组织”，并制定《合作社条例》。信用合作社初创时，资金部分由政府拨给，部分由群众集股，直至1930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的成立，信用社发行的纸币才由各社收回。闽西工农银行货币发行后，随即成为根据地内的主导货币，在活跃苏区经济、沟通苏区内外贸易、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支持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保障苏区军民生活需要，1930年秋，闽西设立了国家保卫局领导下的工农通讯社，其主要任务就是沟通与中央的联系，传送党的机密信件，护送领导干部出入苏区，采办军需物资并保护送入根据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随即，毛泽民来到长汀考察。闽西苏维埃政府全力配合，并派出闽西工农银行委员会委员曹菊如、赖祖烈参与国家银行的创建。毛泽民吸收了闽西工农银行创办和运营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创新做法，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很多的规章制度和做法都是遵循闽西工农银行。

闽西苏区金融体系的初步创立，使得苏区各项事业得到迅猛发展，经济逐步活跃起来，极大地满足了苏区军民的生活和斗争需求。（福建日报全媒体记者 邱妤 通讯员 陈淑如）

记者手记

战火中的伟大金融实践

国民党在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对苏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闽西商业金融遭受巨大挫折。闽西苏区党和政府在工业品匮乏，工业品价格上涨，农产品低落和滞销现象严重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生产自救找办法，另一方面积极在商贸金融领域进行探索，想方设法地进行对外贸易，以此来活跃市场。

建立公营商业、合作社组织，及时发布条例措施，直至成立闽西工农银行，经过各种实践，当时在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的炮火硝烟中，能够迅速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开展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并为之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殊为不易。闽西苏区红色金融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还为我党领导经济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立和金融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福建日报全媒体记者 邱妤）